走出疫情阴霾，提振各界信心，通关让香港旅游业看到曙光******
【环球时报赴香港特派记者组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叶蓝】时隔3年，香港与内地终于迎来首阶段免检疫通关，曾经冷清的关口人潮再现，亲人相拥，喜极而泣，口岸运行顺畅，秩序井然。对于其他行业而言，失去的是3年时间，但对于旅游、零售等高度依赖内地旅客的行业而言，从2019年“修例风波”开始，就已承受巨大压力。
“最重要的还是内地旅客”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批发及零售界)邵家辉9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2018年全港零售业2/3依靠本地市民消费，1/3是境外旅客消费。在这1/3中，内地旅客的消费占到八成。而过去3年中，内地旅客的数量几乎为零，零售业面临很多困难，很多公司不得不裁员或关闭分店。邵家辉提到，因内地旅客无法来港而受到最大影响的是珠宝、化妆品及小电器公司。它们曾经受益最多，如今处境也最为艰难。
位于尖沙咀的加连威老道曾聚集多家药房，这里的龙城大药房一度是内地旅客“必去购物点”，不仅卖药品，也销售保健品和化妆品。附近商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疫情暴发以来，加连威老道的药房接连关闭，往日的热闹不再。《环球时报》记者9日也看到，这一带尚在营业的药房生意一般，一些药房无人光顾，偶有顾客也只是买一些常用药品。顾女士是港中旅在红磡一家门店的员工，她9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受疫情影响，她所在的门店3年来的内地旅游业务几乎降为零，机票、景点门票等票务业务大幅减少。她说，疫情前，其工作的旅行社在香港有20多家门店，现在关了一半多，“原来真的很忙，以前哪里有这么多时间和你聊，后面会排着长长的队伍来咨询”。在和顾女士聊天的20多分钟里，记者没有看到一个顾客前来咨询。
如今内地和香港终于通关，无疑给香港旅游和零售业打下一剂强心针。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的数据，截至9日下午4时，初步统计落马洲、港珠澳大桥、深圳湾、文锦渡、中港码头和港澳码头，共有28238人次过关，其中入境香港有9198人次，出境香港有19040人次。特区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表示，截至9日下午6时，已有超过47万人通过网上系统预约前往内地。
立法会议员洪雯9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通关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证明复常已经正式起步。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对《环球时报》说，“其他地方的旅客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内地旅客”，这次通关令整个业界都很开心，终于可以“走出隧道”。
香港思考如何重新吸引内地客
尽管已看到曙光，但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人士均强调，内地旅客重返香港需要时间。立法会议员(旅游界)姚柏良对《环球时报》表示，内地旅客赴港旅游不太会出现“V”字反弹，春节期间酒店预订等数据并未明显提升，可能要在春节后才会逐步恢复。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透露，已与内地旅行社方面沟通过，1月不会有内地团到港，2月初开始恢复办团，初期每天只会有10团，每团约30—40人，以来自广东的旅客为主；自由行方面，相信要到2月中旬后才开始复苏，2月底至3月会有较多人访港。
对于香港旅游业而言，重新吸引内地旅客要做的事情依然很多。姚柏良表示，过去内地旅客到香港就是购物，到传统的几个景点打卡，但香港旅游远不止于此，有很多有本地特色或历史故事的旅游资源，未来要转向追求质量。他坦言，“自由行开放后的十几年，旅游业被宠坏了，不需要做什么创新”，但现在必须改变，要依靠会议展览、文化体育盛事吸引游客，同时做好深度游路线。
香港《星岛日报》9日发表社论称，无论如何，8日对香港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标志着香港可以整装待发，连接内地，也标志着香港可以走出疫情阴霾，实现真正的复常。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今年首周港股上涨超过1200点，恒生指数冲上2.1万点大关，通关将重新唤起香港旅游、零售、酒店等行业的生机，提振全球投资者对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的信心。
澳门旅游区重现热闹气氛
8日也是澳门放宽防疫措施的第一天，从内地、香港及台湾入境旅客无须再出示任何检测证明，不少饭店及手信店都出现排队人龙。赌场也重现人气，有员工形容这是3年来最热闹的一个下午，虽然忙碌但感到兴奋。
澳门媒体援引澳门酒店旅业商会会长张健中的话表示，业界对春节档期有信心，预计入住率有八九成。他说，春节黄金周以家庭游、度假游、节庆购物游较受欢迎，随着旅客出游信心逐步恢复，目前收到大量有关澳门交通、住宿及旅游产品等查询。澳门休闲旅游服务创新协会会长黄辉认为，随着港澳防疫政策放宽，希望春节假期访澳旅客日均超过3万人次。
(环球时报)
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 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 陈静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游客在观景台欣赏梅里雪山美景。李嘉娴 摄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相机，用于监测拍摄野生动物。该保护区是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陈骥旻 摄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刘冉阳 摄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余瑞冬 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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